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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月25日续完《特区托儿所一瞥》之后，2月16日、19日，又分两次连载了《废历新年在延安》，记述了延安用国防春联、改良秧歌舞、戏剧联合公演、武装大会等方式旧年新过，展现了延安的勃勃生机。而在此后的2月25日至27日，《新民报》连续三天以“延安通讯”的栏名，在四版新闻版的左上角醒目位置，刊登了邓友民对2月11日“陕甘宁反侵略大会”的系列报道，其中第一篇标题为《保证打胜战》，相当惹眼。这个大会是呼应同时间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（为名誉主席之一）的系列活动而举办，大概可以称为“延安分会场”吧，于是，《新民报》可以理直气壮地高调处理这批稿件，让人眼前为之一亮。

　　田寿昌、华汉即田汉、阳翰笙，都是文艺界大名鼎鼎的人物，也是老员。1935年2月他们被捕，押解到南京，如今虽说被保释出狱了，但行动还是受到监视。不管陈铭德是否知道底细，他一贯兼收并蓄的办报态度，或者说勇气，让他毫不犹豫地第二天就去拜访田汉。田汉一口答应。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，他为《新民报》撰文五十多篇。紧接着，陈铭德又去拜访阳翰笙，并请他主编副刊。说起来，当年在上海的时候，阳翰笙还曾动员过邓季惺参加革命哩。能有一个左翼戏剧界施展手脚的舞台，阳翰笙自然也很高兴，不过出于谨慎的考虑，商定署名主编为《新民报》的总编辑赵纯继，他负责实际工作。就这样，从1935年12月1日起，副刊《新园地》问世了。在这片园地上，大量的进步文章得以发表。

　　1946年10月10日，南京《新民报》日刊正式复刊，这天除了常规的四版，还出了共四版的“国庆增刊”。在增刊的第二版中间偏左位置，有署名朱德的一首诗《太行山书感》。此版本与现通行的《太行春感》有个别字词差异，抄录如下：远望春光镇日阴，太行高耸气森森。忠肝不洒中原泪，壮志坚持北伐心。百万雄师惊贼胆，三年苦战献吾身。从来燕赵多豪侠，驱逐倭兵共一樽。这首诗最初发表于《八路军军政杂志》第二卷第十一期（1940年11月15日），原题《住太行春感》。《八路军军政杂志》是八路军总政治部机关刊物。这首诗如何会流传至《新民报》并得以发表？或与报社内部地下党员的作用有关。可能也因经过辗转传抄，故与《沁园春·雪》一样，与原件有了字词上的偏差。有研究者发现，1941年胡适日记中就记载了通过媒体转载读到朱德这首诗（李传玺：《、朱德诗词最早传入美国》文汇读书周报，2003年9月9日），说明当时各种传抄的情况都是有的。不管是从何渠道得到此诗吧，特地编发在“国庆增刊”中，必定是有深意存焉：因为就在相邻的“增刊”第三版，编者就大做特做慈禧生日（旧历十月十日）的内容，实为暗讽蒋介石的“六十大庆”——“双十”前一天为旧历九月十五日，是蒋介石旧历生日，各地正在大做吹捧文章呢，而《新民报》此举，无疑是指桑骂槐。既然如此，在惹眼位置扎一根“朱德”的刺，当然也是有意为之。

　　《新民报》报社人员中极少是有党籍人士，员当然是只能以地下党的身份存在。抗战开始，《新民报》与关系渐次建立，报社中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地下党员的身影，其中相当多是为了隐蔽身份，而报社中进步人士也暗中保护。时任重庆社总编辑陈理源回忆，“重庆《新民报》在解放前接纳的地下党员，据我所知，先后共达二十六人之多，超过党员人数。这在国统区内，以一个常有职工总数仅二百多人的民营报纸，能够容纳这样多的员者，是不多见的。”

　　与他相似的还有一位张鸣正。张鸣正绰号“鸣正斯基”，1936年他还是校对，就以所谓“共党嫌疑”而被捕过。1946年，在“五二〇学生反饥饿反迫害运动”的风潮中，时为上海社记者的张鸣正再次被捕（陈理源同期在重庆被捕）。张鸣正一直想要去延安，1945年来重庆谈判，会见赵超构，赵说起此事。对潘梓年说：“为什么把一些进步青年都往延安送？国统区也很重要，新民报这样的阵地，我们派人去还来不及呢，我们要多多支持才是。”1946年出狱后，张鸣正在张志澄安排下，转移去了中原解放区，并终于如愿入党。此后他与刘淑贤回到《新民报》工作过一段时间（刘淑贤曾为《新民报》外勤记者，在中原解放区入党并与张结为夫妻），后来，还介绍党员张先畴进入成都《新民报》，任总编辑。